7月22日傍晚，汉中市略阳县兴州街道一户普通居民家里，饭菜香飘满屋。奶奶把碗筷摆好，第三次朝客厅喊：“小博，吃饭了。”

沙发上，6岁的小博（化名）头也没抬。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游戏角色正激烈厮杀，音效开得震天响。直到母亲许建红走过去，准备拿走手机，小博才猛地把手机往怀里一收，尖叫起来：“别动！还没打完！”

如今，手机和平板电脑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带娃神器”。与此同时，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谁在纵容屏幕吞噬童年？

连日来，记者走访西安市儿童医院、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辗转多家幼儿园和社区托管机构，对话家长、医生、教师、管理人员，调查数字时代“电子带娃”乱象。

从“带娃神器”到“戒不掉的习惯”

小博是1名小学一年级学生，他的“屏幕史”可以追溯到两三岁时。“他是早产儿，体质比较弱，经常生病。每次哭闹哄不住，我就拿手机给他放音乐、看动画片，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安静下来。”许建红回忆。

变化发生在小博上幼儿园之后。许建红发现，他对手机的兴趣越来越浓：家里24岁的老大教会了他玩游戏；爷爷奶奶看管时管得松；再后来，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找理由，“我要打电话”“我要看题”“我要看天气预报”——拿到手机后就偷偷玩。如今只要放假，小博早上能连续看两三个小时手机，有时甚至更久。

许建红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小博3岁多体检时被查出散光，医生说过早使用电子产品是重要诱因。“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想着不能再让他看了。”她告诉记者，“但不给手机他就哭闹，情绪特别暴躁。写作业时也总惦记着手机，注意力完全集中不起来。”

小博的情况并不是最棘手的。

惠莉莉是榆林市清涧县人，平时在榆林市区打工，5岁的女儿留在清涧县老家，跟着年过六旬的姥姥姥爷生活。老人看不懂绘本，不会玩互动游戏，也不懂什么是“早教启蒙”。为了让调皮的孩子安静下来，智能手机成了最方便的“带娃神器”。

每天早上，孩子刚吃过饭就拽着姥姥的衣角要手机；吃饭时必须看着短视频才肯张嘴；睡前也嚷嚷着要用手机听故事。惠莉莉逐渐察觉，孩子嘴里会蹦出各种她听不懂的网络热词和短视频台词；看到同龄小伙伴，孩子总是躲在大人身后，别人拉她玩，她要么扭头就跑，要么被碰一下就倒地大哭大闹。

7月23日，惠莉莉哽咽地说：“我知道总看手机不好，但我们夫妻俩都要外出打工，根本没时间把孩子带在身边。老人能把孩子平安带大已经很不容易，实在没法再要求他们更多。”

许建红还能每天面对孩子，惠莉莉却只能隔着屏幕看女儿一天天长大。当父母缺席、老人无力，手机就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电子保姆”。

许建红和惠莉莉的遭遇，并非孤例。2岁的孩子因缺少面对面交流而不会说话，五六岁的孩子因长期刷短视频而专注力缺失、情绪失控，幼儿园大班一半以上的孩子存在屏幕依赖。这一问题，已经不是“个别家庭管教不力”所能解释。家长们并非不努力，但每一次尝试戒断，都被具体的生活场景击退。

屏幕前的孩子，正在失去什么

7月24日，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九幼儿园老师冯学礼告诉记者，她所带的中班，约30%至40%的孩子存在过度接触屏幕的问题；到了大班，这一比例升至约50%。“这是屏幕依赖的高发年龄段，孩子们会从被动看转变为主动索要。”她说。

冯学礼描述了她观察到的典型表现：课堂专注力极差，集体教学中频繁走神、发呆；游戏中只会模仿短视频片段，不会自主创造玩法；手工活动中动手笨拙，不会折纸、粘贴，空间感远落后于同龄人。到了大班，部分幼儿每日居家刷屏时长超过1.5小时，甚至睡前偷看手机。幼小衔接课堂中，孩子几分钟就走神、烦躁，小组合作时不愿动脑、不愿动手，习惯性等待别人完成。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儿保科主任医师刘敏娜在门诊中也观察到同样趋势。7月24日，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病例：一个2岁的孩子不会说话，一问才发现，是爷爷奶奶带孩子时，孩子哭闹就给手机看动画片、刷短视频，长期缺少面对面交流，导致语言发育迟缓。

图片来源快手平台截图

“很多家长以为看动画片也是学习，其实儿童语言需要在与人的互动中才能发展。”刘敏娜解释，0到6岁是大脑发育关键期，无节制、缺乏亲子互动的电子产品使用，容易增加语言发展受阻、社交能力下降、自控力变差等风险。

从许建红6岁的儿子到惠莉莉5岁的女儿，再到冯学礼班里比例逐年攀升的幼儿、刘敏娜门诊中2岁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屏幕对童年的侵蚀，不是“等长大就好了”的暂时现象，而是一条从低龄开始、随年龄增长不断加深的沟壑。

记者在走访西安市儿童医院、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眼科门诊时注意到，候诊区里不乏年幼孩子的身影。“孩子从1岁多就开始看平板，现在老眨眼、揉眼睛，医生说可能是眼干燥症，让尽量少使用电子屏幕。”一位带着3岁儿子的母亲说。

家庭防线为何一再失守

许建红并非没有尝试过“戒断”。周末她会带小博骑自行车、去公园找同学玩；暑假也把他送到公益托管班。“只要走出去，有伙伴一起玩，他就完全想不起手机。”许建红说，但更多时候，她要上班，托管班只在特定时段开放，手机又一次次回到孩子手里。

许建红定的规矩是“每天不超过20分钟”，但总被孩子的哭闹瓦解。冯学礼在与家长沟通过程中也反复验证了这一点：小班家长大多“认知不足”，觉得孩子年纪小，看手机是暂时现象，长大就好了；到了中班和大班，家长虽然“高度重视”，但普遍“管控无力”——孩子哭闹纠缠、耍赖撒泼，家长严厉管控就会引发亲子冲突，最终只能妥协。

图片来源微信视频号截图

记者在西安市多所幼儿园放学时段走访发现，“孩子看手机怎么办”几乎是家长聚在一起时绕不开的话题。一名中班孩子的母亲说：“不给手机就哭，一哭全家都烦，最后只能给。”“儿子儿媳上班忙，我一个人带孩子，实在管不住。有时候给个手机就能安静坐半小时，我也知道不好，但又能怎么办？”一位孩子奶奶无奈道。

刘敏娜给家长的建议是：2岁以下不建议接触屏幕；2到6岁每次不超过2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需家长陪同互动、选择优质内容。可当医生的建议与家长的现实处境相冲突时，谁来帮他们做到？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认为，家长“有心无力”的背后，是对家庭育儿支持力度不够、可行替代性照料方案缺乏。他表示，电子产品的低门槛快乐极易成瘾，“就像哺乳期的婴儿张嘴就能吃到母乳”，这让孩子在轻易获得的快乐中，丧失了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能力和主动探索精神。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隔代监护无力管教，问题尤为突出。解决之道，需要网络平台压实主体责任、政府加强监管、社会提供成本低廉的替代性文化产品，多方合力方能破局。

谁在为“电子童年”推波助澜

如果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那么推着家长一步步妥协的力量，远比想象中复杂。记者聚焦0至6岁儿童使用场景，对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四个平台进行了实测。

抖音设有未成年人模式，开启需设置独立密码，推送内容经过基础筛选，相对适配低龄群体。快手的问题最为突出，未成年人模式开启门槛极低，无需任何密码即可进入，儿童可随时自行开关，推送内容混杂大量AI生成的低质视频和商业广告。记者将年龄设为6岁后，算法几乎未做任何低龄化适配，大量不适宜儿童观看的短视频持续涌入。

图片来源小红书平台截图

微信视频号没有独立的未成年人防护通道，管控功能内嵌于微信整体设置，入口十分隐蔽，不适宜儿童观看的短视频频繁出现。小红书同样缺少精细化年龄划分，大量适配初高中群体的内容被持续推送给儿童。

四个平台防护设计参差不齐，普遍存在分龄算法精细化不足的问题。平台依靠算法自动推送内容，持续诱导儿童长时间观看，“电子保姆”潜藏的网络沉迷风险不容忽视。

就上述问题，记者向四家平台分别发送书面采访函，截至发稿，均未回应。

短视频平台和游戏厂商的算法机制，本质上是“注意力收割机”。精准推送、即时反馈、无限滑动，成人尚且沉迷，何况大脑尚未发育完善的儿童。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儿童教育类App、儿童平板电脑以“AI启蒙”“智能早教”为卖点，内嵌大量游戏化内容和付费解锁功能，将儿童的注意力变现为商业流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2024年11月，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快手公司给予警告处罚，原因正是落实未成年人模式不到位，导致违法信息扩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对未成年人群体有显著影响的平台，应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专区。

制度已有、罚则明确，但对于未成年人模式应达到怎样的技术标准、违规如何处罚、谁来日常监管，各部门职责交叉、标准不一，监管合力难以形成。

与此同时，户外活动、同伴社交、公益托管是有效的“数字解毒剂”。记者走访部分社区托管机构发现，有志愿者带领、有小伙伴一起做游戏的场所，鲜有孩子主动索要手机。一位负责人说：“孩子只要有地方去、有人带着玩，根本想不起来看手机。问题是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免费儿童活动空间、社区托管服务、科学育儿指导等资源的覆盖面和质量，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农村地区的资源更为匮乏，几乎是服务覆盖的“盲区”。

近年来，国内多地已开始探索：上海“宝宝屋”、浙江杭州婴幼儿成长驿站落地社区。目前各类举措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印证一个道理：只有让家长“有得选”，才能减少孩子对“电子保姆”的依赖。

今年5月，教育部将第十五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定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这不是一个家庭能解决的问题。”许建红说，但这是一个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记者 惠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