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评

莫让越界举报寒了教师的心

作者:马文青

“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了多起校园非理性举报乱象,其中这封举报信引发全网热议。原班主任休产假,学校安排新任教师接替,一位家长据此提出上述要求。报道中提到,有些学校还曾因安排学生轮流打扫厕所被举报:“这么小的孩子就干脏活累活,老师不能干吗?”

这样的举报并非孤例。今年5月,广西一名小学教师因拒绝家长“让孩子永久坐第一排”的要求,接连两个月遭遇深夜威胁。家长向学校、教育局、12345平台举报6次,举报材料中捏造了歧视学生、教学失职、收受礼品、变相体罚等多项问题。

家长监督学校办学,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针对违规收费、师德失范、校园欺凌、安全隐患等问题依法反映诉求、开展监督,有助于学校改进管理、守护学生权益。但监督应有对象,更要有边界,目的是纠正失范,而非满足没有边界的要求。越过这条线,监督就变成了干预。

干预最先触碰的是法律。生育权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用人单位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等内容。要求学校承诺教师不怀孕,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组织学生值日清扫,是落实劳动教育的应有内容,符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依规对学生开展批评教育、实施适度惩戒,也是法规赋予教师的履职权限。对这些正当教育行为随意举报,同样没有法理依据。这样的诉求本应在受理环节即被甄别、过滤,但它却顺利进入受理核查流程,给非理性举报留下空间。

据此前报道,有学校梳理了近年来接到的投诉,发现实质性有效合规投诉仅占5%。非理性举报频发,根源在于投诉成本失衡、考核导向偏差。线上投诉一键提交、几乎没有门槛;而家校沟通、解释疏导、协商化解矛盾,往往耗时费力。不少家长遇到分歧不愿沟通,直接选择“一键举报”,用对抗代替协商。

与此同时,部分教育单位片面追求“零投诉”,简单以投诉数量评判工作好坏。面对情绪化、无依据的举报,一些学校优先选择息事宁人、妥协退让,缺少辨明是非的底气。一次次无原则让步,形成负面示范,让个别家长由此形成“举报见效”的认知,举报也从纠错渠道变为施压工具。

这种压力,最终都落在教师身上。频繁核查、反复说明,占用了大量教学精力。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紧绷的问责压力,让一线教师产生顾虑,逐渐陷入“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被动状态。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教授学生课本知识,更是立德树人,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参与劳动、接受适度管教本是学生锤炼品格、强健意志、培养责任担当的必修课。家长的举报应是基于正确价值观下的问题举报,过度呵护、规避一切劳动磨砺、排斥正常教学调整,看似是保护孩子,实则与素质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规范监督行为,关键要补齐制度短板、校正工作导向。对明显违背法律与常识的诉求予以过滤,不再层层转办、徒增基层负担;投诉量不宜作为唯一标准,查实率、整改办结率更接近实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可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该部门应在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也已明确,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不实举报及时澄清正名,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的依法追责。制度并不缺位,缺的是执行。

当然,整治越界举报,不等于否定正常监督。体罚、乱收费、安全隐患等问题,理应畅通渠道、及时处置。需要治理的是“没有依据也能举报、举报就能生效”的机制漏洞,不是监督渠道本身。

家校之间,沟通为先、理性为要,唯有守住监督的边界,教师方能安心从教,育人环境才不会被情绪化诉求裹挟。一位教师能不能生孩子,本不该成为需要回答的问题。(马文青)

(编辑: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