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商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正式公布施行。这是陕西省首个设区市出台的中小学生携带手机入校管理专项人大决定。它将长期困扰学校、家长的校园手机管理难题,从校规校纪层面提升至法治规范维度,既为学校管理撑腰明责,也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筑牢了制度防线。

长久以来,中小学生携带手机入校管理始终是一道治理“两难题”。教育部早已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但落地过程中梗阻不断:有的学校怕管得太严被家长投诉“侵犯财产权”,管理畏首畏尾;有的管理简单粗暴,采取搜书包、暂扣手机等方式,反而激化家校、师生矛盾;智能手表、学习机、平板电脑等新型智能终端算不算“禁带品”,各校标准不一,存在明显监管模糊现象。现实中,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网游,课堂偷玩手机扰乱教学秩序,过度用机导致视力下降、社交疏离等问题早已成为社会的共同关切,但仅靠学校发通知、老师反复查,始终缺乏足够的制度刚性与清晰的权责边界。
从全国层面看,这一痛点并非一地独有。据最新统计,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智能终端早已成为未成年人接触数字世界的重要载体,随之而来的校园手机管理难题也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共性治理命题。国家层面始终高度重视这一问题:2021年教育部专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同时要求学校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在《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再次强调“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并面向全国学生和家长倡导开展“息屏行动”,引导未成年人科学用机。
近年来,福建、广州、郑州、重庆等省市先后启动地方立法,将校园手机管理从校规层面上升至法治规范,通过明确权责边界破解治理困局,已成为全国层面探索未成年人数字保护的普遍趋势。
商洛此次人大决定的核心价值是,不搞“一刀切”的生硬禁令,把各方权责、管理边界、例外情形都划定得明明白白。决定明确将具备游戏、社交、娱乐功能的手机、智能手表、学习机、平板等便携终端全部纳入管理范围,原则上禁止学生携带入校;为特殊群体留足弹性空间——身患疾病需设备辅助、留守家庭需亲子联络等有实际需求的学生,可由家长提交书面申请、经学校审核后带入,入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使用时可申请临时取用。针对信息化教学确需使用智能终端的场景,要求严格限定使用时段与区域、由教师全程监管,同时明确学校必须在校园公共区域设置公用通讯设施,保障日常家校联络畅通。这种“禁有底线、留有温度”的制度设计,既避免了“一禁了之”的简单化,也堵上了过去管理中“说不清、管不住”的漏洞。
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份决定没有把手机管理变成学校单方面的责任,而是构建了家校协同的责任闭环。它明确要求学校制定公开透明的管理办法,充分听取学生、家长、教职工意见,将科学用机常识纳入素质教育内容;给家长划清责任边界,不能把手机当“哄娃神器”,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用机习惯;对违规携带的手机,明确学校是“代为保管”而非“没收”,需及时通知家长,从制度上杜绝粗暴执法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人大立法不是给学校单向“授权压责”,而是给三方都划清了行为“安全区”:学校管理有依据,家长配合有方向,学生权益有保障。
当然,一纸决定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立法只是第一步,执行的温度与精度才是决定成效的关键:特殊情形审批要公开透明,避免“有关系就能带来”的不公;代为保管的手机要有明确的损坏遗失处置机制;公用通信设施要真正方便学生使用,不能让留守儿童“想联系家长只能找班主任”成为空话;对违规学生要坚持教育为先,不能把代管手机变成惩罚手段。归根到底,校园禁机管理的是校园场景,要真正帮孩子摆脱手机依赖,还需要学校做优课后服务、丰富校园活动,家长做好言传身教、补上陪伴短板。商洛迈出的这一步,本质是用法治方式守护未成年人成长,帮孩子在数字时代学会做“屏幕的主人”,还他们一个不被电子设备绑架的纯粹童年。(姜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