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这里就是解决群众吃粮问题的”

在长武县，每当那个戴草帽、骑破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田埂上，锄地的农民就会扔下锄头迎上去：“老梁，你看看我这麦子，今年能打多少？”

梁增基（左三）给群众讲解小麦种植技术

梁增基蹲下身，掐个麦穗搓开，放在手心掂一掂，眯眼笑了：“好着呢，再追一遍肥，四百公斤没问题。”

他说的“四百公斤”，六十年前，长武人想都不敢想。

“我是广东茂名人，大学毕业那年，面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我被分到这个地方，说明这个地方需要我，就无条件服从了。”1961年秋，28岁的梁增基从西北农学院毕业，背着行囊走进这座西北小县城。

百余米的主街道，两排低矮的土坯房，县城一眼就能看到头。农技站四面漏风，会议室是土地面，“每次开会大家都卷着铺盖来，在地上铺上麦草，开完会就地睡觉。”

更“凄凉”的是，这里风沙大得睁不开眼，三天不下雨就旱，一下雨水土又跑光，由于冻灾、旱情频发，忙活一年，“种一坡，收一车，碾一斗，吃几口。”好的一亩六七十斤，差的四五十斤，不少农户要靠挖野菜、掺麸皮度日。

梁增基第一次下乡，一位老婆婆端出野菜水泡的高粱搅团，难为情地说：“你是南方人，吃不了这苦，可我东借西借，就是借不到面。”

这碗高粱搅团，梁增基吃着，嘴里酸，心里更酸。

还有一回在火车站，他亲眼看见一个人正吃饼，另一个人饿疯了，从背后抢过来就往嘴里塞，一边挨打一边往下吞。“人饿到那个份上，啥体面都不顾了。”

“改变不了环境，就得改种子。搞杂交，育出抗旱抗冻的品种。”梁增基说。

育种就这么开始了。没试验田，他从农场借来2亩地；没设备，化验靠眼瞪牙咬；宿舍就是工作室，工资当经费，纸糊的种子袋堆满屋子。白天泡地里，晚上点煤油灯记数据，开水泡黑馍就是一顿饭。

1964年条锈病大暴发，小麦七成绝收。收获的麦子，千粒重最低只有4.7克，差不多全是空壳。磨出的面又黏又苦又酸涩，实在难以下咽。

“我知道饿肚子的滋味。小时候凌晨四点吃口干饭就去砍柴，走到半山腰天才亮。摘野果充饥，晚上回家才能吃顿红薯稀饭。”梁增基说，“因为有了共产党，有了新中国，我才有机会上学，才改变了命运。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来这里就是解决群众吃粮问题的。”

梁增基（右二）给学生讲授小麦育种知识

跟他一批分来的大学生有二十多个，陆陆续续都走了。梁增基也有调走的机会，他一概婉拒。“大单位人才多，不缺我一个。我学的就是育种，如果我们这些搞科研的大学生都走了，长武的老百姓咋办？”

梁增基那时候就憋着一股劲：非弄出个好种子不可，让旱塬上的百姓都吃上白面馍！

“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想办法解决”

从1961年到1971年，整整十年。这十年里，梁增基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有的杂交组合颗粒无收，有的品种抗病性不过关，有的适应不了本地气候。但他从没想过放弃。

“育种是件熬人的事，一个品种往往要六七年才能稳定下来，最起码12年才能见成效。有人付出了很多，最后却一无所获。但我没有退路，我觉得，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培育出合适的小麦品种，国家凭什么给我发这份工资？”

梁增基查看小麦出苗扎根情况

从苗期到抽穗期、到成熟期，试验田成为梁增基一个人的阵地。经历了成千上万次挑选、分析、杂交实验后，1971年，一组抗条锈病突出、兼顾抗冻抗旱丰产的小麦品种“702”和“7125”成功问世，长武小麦亩产首次突破100公斤。

老乡们“三天饿九顿”的日子，开始有了转机。

“当看到乡亲们拿着沉甸甸的麦穗，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时，我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随后，他又育成了“秦麦四号”。这个品种覆盖了咸阳北部和甘肃南部6个地市，年种植面积152万亩，累计700万亩以上，成为当时渭北和甘肃旱地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1989年，“秦麦四号”拿下原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这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农业科研成果。专家们评价：梁增基最大的贡献，是把小麦条锈病挡在了西北大门之外。

品种改良了，但新的难题又摆在面前。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渭北黄土高原土地产能的提高，小麦在成熟期却出现了倒伏病状。农谚说：“麦倒一把糠”——麦秆一倒，既减产又难收割。

“1974年、1975年，老品种严重倒伏，这警示了我：降低高度、提高抗倒性、提高单株产量才是根本。”梁增基说。

当时业内普遍认为“矮秆不抗旱，抗旱不矮秆”，这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想办法解决。”梁增基精心选择国内外亲本，做了上百个杂交组合，像大海捞针一样，在成千上万个后代中寻找那个“理想型”。一年又一年，他成了地里的“常客”，尤其是在酷暑和阴雨天，更要紧盯杂种后代对逆境的真实反应。

历经八年磨砺，旱塬上第一个矮秆高产抗旱品种“长武131”终于在1984年诞生了！它株高80至90厘米，千粒重高达52克，试验亩产可达400公斤，旱地小麦由此步入矮秆时代。后来通过冲水挖根证实，它的根系深扎到3.4米以下，成熟时根尖仍是白色，还有活性。随后迭代出的“长武134”，让亩产从试验田的400公斤，变成了老乡地里实打实的400公斤，一种难求。

梁增基指导学生进行小麦实验

纪录还在不断刷新。1997年，“长武134”育成，成为渭北和陇东推广面积最大的品种。2001年，优质多抗高产的“长旱58”育成，亩产507.3公斤，创陕西旱地最高产纪录。中国科学院专家检查验收时感叹：“旱地小麦像水地，这是个奇迹。”

2004年，“长旱58”通过国家审定，被列入原农业部“863”计划和科技部成果转化项目，在陕西渭北、甘肃陇东南部、河南、山东等地推广。2008年，其推广种植面积达到312万亩，部分田块亩产超过千斤。

几十年间，从亩产61.1公斤到507.3公斤，从“种一葫芦收两瓢”到“旱地小麦像水地”，从岭南水乡到黄土高原，梁增基彻底改写了渭北旱塬的粮食生产史。

“看到群众有饭吃，是我最高兴的事”

夏天，炙热的太阳晒得皮肤发疼；冬天，实验室里像个冰窟窿，梁增基经常边哆嗦边做实验。

十里铺村村民张万福，13岁就认识了梁增基。在少年张万福眼里，中等个儿、黑黑瘦瘦正在锄草的梁增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广东人，一个大学生，一年四季，暑天雪天都泡在试验田里，干起农活来，村里的庄稼汉都比不过他。

有一年夏收，梁增基和大伙割了一天麦子，又要连夜加班往回拉，实在累得不行，有人就说明天再干。老梁怕下雨，一再请大家加把劲拉完。这时有人用铁杈故意戳爆车胎，准备回家。望着泄气的车胎，老梁又心疼又生气，当场“放狠话”：“背都要把麦背回来！”说罢，他扛起一个麦捆子就出了地。

“一年到头，不管日头暴晒还是刮风下雨，都在地里待着。哪像个科学家，分明就是农民么，甚至比咱农民还农民！”十里铺村村民代彩琴说。

1987年8月，梁增基白天在试验田里劳动，晚上赶写技术规范，劳累过度，突然昏倒在地里，被人用架子车拉到县医院抢救。第二天，他又早早地扛着镢头出现在地里。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笑着说：“治我的病，麦子比药管用。麦子和娃娃一样，没人管就饿死了。”

在群众眼里，这位对小麦如痴如醉的“老梁”，就是上天派下来的“灶王爷”，专门来给他们送粮食的。

张万福说：“我小时候，玉米芯、野菜都算好饭，路边树皮都被人剥光了，是梁叔让我们吃上了白面馍。”

“自从把梁叔的种子种上，一亩地能打过去四五亩地的粮食，家家户户的余粮都堆得像座小山。”十里铺村村民高丽峰回忆说。

“粮食产量高了，能腾出地种苹果、搞副业，还能外出打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这都要感谢梁叔。”十里铺村村民张自福说。

“看到群众有饭吃，是我最高兴的事，感觉留在这里也很值得了。”梁增基说。

2005年，72岁的梁增基到了退休年龄。按理说该享清福了，可他离不开麦田。“我一天也没闲着，试验田还是我的‘办公室’。”

他利用航天育种技术，选育出了“长航一号”。2014年，“长航一号”通过省级审定，成为旱地更稳产高产的优良品种，在渭北地区大面积推广已达60多万亩。

梁增基（右）与村民交流小麦收成情况

时代在变，需求也在变。过去追求的是“吃饱”，现在老百姓还要“吃好”。梁增基和团队又有了新目标：培育优质强筋小麦，让老百姓吃得更好、更健康。他们选育的紫色小麦富含花青素、维生素、铁、钙、镁等多种微量元素，市场价格每公斤5元，经济效益也不错。如今，强筋优质品种进入陕西省审定环节，紫色强筋优质品种进入国家黄淮旱肥组区域试验，形成了农食医融合发展新模式。

“这就是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新使命——让中国饭碗不仅装中国粮，还要装更优质的中国粮。”六十余年的守望，梁增基先后育成国审品种3个、省审品种4个，攻克旱作小麦“冻、锈、旱、倒、筋”五大技术难关，累计推广超过1.2亿亩，增产粮食25亿公斤，创造经济效益超过40亿元。

因为在小麦育种上的突出贡献，梁增基先后被评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陕西省劳动模范，荣获陕西省首届“三秦楷模”称号。2019年荣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诚实守信模范”称号。202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在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梁增基说：“虽然我已87岁，但依然觉得人生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要继续干下去，直至不能动弹为止。”

“奉献为社会，

这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

梁增基1933年10月生，1951年加入共青团，197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他最清楚谁能真正救中国。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鬼、不信邪，我只信共产党。”他是真信马列主义，真信共产党。真信党，就要做个真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服从安排，不怕牺牲，一清二白。多年来，他以自身实打实的行动做出了共产党人的好样子。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一个小县城工作了65年，竟没有自己的房产，至今住的是政府安居房。一个为社会创造了几十亿财富的人，一生奔忙在田间地头，从骑自行车到坐轮椅，没有专车，也没有私家车，银行里也没多少存款。

衬衣磨出毛边，爱人找块白布打上补丁，这件衣服他一穿十几年。吃饭也不讲究，馒头、鸡蛋、豆浆、咸菜就是日常。面是自己磨的粉，麦子是他育的种。他说：“吃饭保证基本营养，穿衣简单就好。”

“2011年，我女儿考上大学，我弟弟买房付首付，父亲正好得了一笔5万元的奖金，就想让他支持一下，可他说‘奖金本来就是国家的，应该给更需要的人’。最后这笔钱，他一分钱没留，全捐给了贫困学生。”梁增基的大女儿梁瑞芳说。

对自己“抠门”到极致，对他人和社会却慷慨得惊人。2011年以来，咸阳市、长武县先后奖励给他15万元，他全部捐给了当地学校和十里铺村。新冠疫情期间，他捐出2万元工资支持抗疫。前前后后，包括奖金和工资，梁增基捐出了40多万元。

“我的工作是在国家支持下做的，我本人只是人民的服务员，没有权力从中贪占一分钱。”梁增基教育子女，“索取为自己，再多也没有意义；奉献为社会，这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

只要他愿意，凭他的成果早就可以过上富足的日子。1986年“长武131”育成后，原种只有25公斤，有人愿出30万买断品种权，条件是“不能在长武再卖种子”。梁增基一口回绝：“我搞育种是为了解决长武群众吃饭问题，不是搞私人交易的。”有人说他傻，他却说：“我不能让长武的农民吃亏！”

梁增基查看杂交小麦授粉情况

1997年，“长武134”培育成功，1公斤小麦种子被炒卖到80元，有人出高价购买，他果断拒绝。为防止倒卖种子，他把原种装成二两小袋，无偿分送给种地能手，让群众自繁推广。

1989年，他担任县农业局职称评定领导小组组长时，妻子周彩莲拟评定为助理农艺师职称。然而，当名单送到他手里时，他直接划掉了妻子的名字：“周彩莲同志没有什么大的成绩，就不要评了！”

四个子女没有一个是靠他的“安排”得到工作的。儿子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农口工作，作为农口专家的梁增基，在干部培训、进修、评奖和提拔这些事上，不但不为儿子说情，还警告儿子不许打着他的旗号找组织。

“计利当计天下利。要不怕寂寞，不怕艰苦，不怕失败。”梁增基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良好家风作出了最好的注解。在他的影响下，梁家子女4人全部考入大学，成为教师、教授和律师；孙辈5人中，更是走出了3位博士、2位硕士。

因为忙着育种，60多年里他只回过4次广东老家。父母离世，他都不在身边。他割舍了小家的圆满，却让千百万户人家的灶台升起了炊烟。

“让旱塬的麦浪永远飘香”

2026年6月，麦浪滚滚，随风起伏。93岁的梁增基几乎每天出现在试验田里。尽管已经坐上了轮椅，但他仍拄着拐杖，一次又一次走进他心心念念的这片黄土地，与他无比心爱的麦穗对话。

“老乡们在旱塬，我的事业在旱塬。”几十年了，他一直戴着那顶磨毛了边的草帽，骑着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穿梭在长武的田垄间。如今，自行车换成了轮椅，但他对麦田的牵挂从未改变。

2025年5月，梁增基到小麦实验田查看小麦长势情况

“我九十多了，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都传给年轻人。看着他们成长，是我现在最开心的事。希望他们接好这个班，让旱塬的麦浪永远飘香。”

梁增基疼学生，疼得掏心掏肺。为留住一个年轻人，他自掏腰包付违约金、买摩托车、租房、置办灶具，恨不得把家都给人安顿好。可观察了一段时间看吃不了苦又不肯改，他二话不说就下逐客令：“你不适合干这个工作，赶紧另谋高就！”

2010年以来，梁增基言传身教、手把手传帮带，团队由他一人增加到6人。

“有时候累得实在受不了，可一抬头，瞧见梁老师还在地里忙活，我浑身的劲儿就又回来了。”梁增基的学生、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主任慕芳感慨道，如今，试验中心建起了2000平方米的科研楼，人工气候箱、生化培养箱、净化台等设备一应俱全，条件在县级单位里算顶尖了。和梁老师当年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2025年12月17日，“大地的勋章——致敬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主题文艺展演”首场演出在咸阳举行，歌舞、情景剧、诗朗诵、秦腔、陕西快书……一个个节目，再现了梁增基60多年扎根黄土高原的故事。巡演持续到2026年3月下旬，走遍了咸阳市13个县市区。

“毕生献农终无悔，血溶苦海情独钟；星移地转营岁月，绘迹黄土写人生。”这是梁增基写下的诗句，也是一生的真实写照。

从1961年到2026年，整整65年。他培育的不仅仅是小麦品种，更是中国人的底气与尊严。他扎根的不仅是黄土地，更是人民群众的心田。

“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要吃粮，找老梁。”——这句在渭北高原流传了几十年的顺口溜，是老百姓对他最朴素最真挚的褒奖。

大地，给了他最高的勋章。（《当代陕西》记者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