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商洛市丹凤县某葡萄酒厂办公室里，负责人牛某某从文件柜里取出一份《爱心助农推介会合同》。纸页有些发皱，红色印章却依然清晰。他苦笑着把合同摊在桌上：“这份合同我们一直留着，算是个教训。”

两年前，就是这份看似规范的合同，让这家企业掉进一场精心设计的“助农直播”骗局，被骗走5.1万元。

酒桌上的“官方认证”

时间拨回2023年8月。无固定职业的张某盯上了丹凤县这家知名葡萄酒企业。他没有直接上门推销，而是先找到当地一家酒店经理，谎称要订房举办活动，借机让对方将自己引荐给丹凤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负责人。酒桌上，这层“官方人脉”，成为张某行骗的关键支点。

随后，张某提议召开“助农直播座谈会”，邀请该负责人出席。会上，张某出示了印有“贵州某哥文化传媒”字样的工牌，展示了盖有公章的合作授权文件。事后经公安机关查明，这些文件均系伪造。

“看起来太正规了。有政府的人在场，有合同，有授权书。”牛某某回忆。当那份盖着红色印章的合同摆在面前时，他几乎没有犹豫，签了字，转了5.1万元“网红服务费”。

钱一到手，张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牛某某再发消息，微信对话框里只剩一个红色感叹号。

是诈骗，还是合同诈骗？

案件移送丹凤县人民检察院时，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提请批准逮捕。承办检察官杨栋审查后发现，此案与普通诈骗有明显区别。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并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杨栋说，“张某自始至终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其行为更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发出补充侦查提纲，要求公安机关查明合同原件内容、双方磋商过程、公章来源，以及张某是否与任何网红机构有过实际接触。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证实，张某与涉案网红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所谓授权文件、工牌均为伪造。

“受邀出席座谈会的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负责人对伪造文件并不知情。”杨栋介绍，公安机关调取了该负责人的通讯记录和相关工作记录，未发现其与张某存在利益往来。

2024年9月，丹凤县人民法院采纳公诉意见，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考虑到张某部分退赔、认罪悔罪，法院依法从轻处罚。

追赃未了，堵漏在路上

判决落地，企业的损失却没能全部追回。

审查起诉阶段，张某以“钱已花完”为由拒绝退赃。杨栋多次与其家属沟通，说明退赔对量刑的影响。最终，家属代为退赔2万元，剩余3.1万元仍在追缴程序中。

“说实话，我原以为一分钱都追不回来。”牛某某说。

案子办结了，杨栋觉得事情没有完。他带着商洛市人民检察院编写的《企业建设运营法律风险提示书》来到企业，围绕如何核实合作方身份、查验授权真伪、评估交易风险、审核合同条款，给企业管理人员讲了一课。

回访中杨栋发现，这家企业至今仍保留着那份伪造的合同复印件。“留个教训。”牛某某说，“现在企业但凡涉及网红带货、直播助农类合作，必须先让对方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对公账户信息和既往直播数据，再通过工商信息系统逐项核验。”

丹凤县检察院随后联合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召开座谈会，邀请本地企业代表和电商从业者，排查直播带货合作中的风险点。办案人员在会上分析，此类犯罪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企业对网红行业不熟悉，容易被“官方背景”和“规范合同”迷惑；张某正是利用了政府人员出席带来的权威感、伪造合同带来的规范感，以及虚构的网红公司授权，三者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政府人员出席活动，企业本能地觉得这是经过筛选的、有保障的。”杨栋在座谈会上说，“但如果有一个环节做了实质性核查，这个案子就不会发生。”

回访结束临走时，牛某某把一瓶葡萄酒递给杨栋。杨栋谢绝了。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直播带货合作方资质审查漏洞，丹凤县检察院向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反馈了相关风险，建议其完善对外合作报备核查流程，避免类似骗局再次发生。（高博 屈江坤 赵煜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