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们守住了老艺人的匠心尊严，也厘清了非遗‘共享’与‘侵权’的法律边界……”

12月7日，指尖抚过纸面泛黄的信纸，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检察院检察官贺小丽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这封来自非遗传承人高海宁的感谢信，字里行间凝结的不仅是两代手艺人的坚守，更是一场跨越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法治实践——作为陕西省跨区域支持起诉非遗维权案，该案精准破解非遗保护“举证难、协调难、界定难”的行业痛点，为全国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陕西样本”。

“检察官，这是我母亲剪了半辈子的心血，咋就成了别人的‘原创’？”2024年深秋，安塞区检察院接待室里，高海宁攥着皱巴巴的销售截图，声音里满是无助与悲愤。

截图中，西安某公司生产的帆布包、丝巾上，印着与高海宁母亲李秀芳传世剪纸《安塞腰鼓》一模一样的豪迈鼓点，包装上“原创设计”四个大字，格外刺眼。

李秀芳，国家级非遗安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其作品曾登上《人民日报》、被中央美术学院永久收藏。2017年老人离世后，这份凝结毕生心血的艺术结晶，竟在七年后成了企业的“免费素材”。

更让高海宁无助的是侵权方的“跨域布局”：公司注册在灞桥区、经营在莲湖区、人员分散在雁塔区。

文化水平不高的他跑遍西安多区，却连维权的“门”都摸不着。“周围还有人说‘非遗本就该共享’，可这是我妈拿命熬出来的手艺啊！”高海宁的哭诉，道出了众多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困境。

接手案件的贺小丽深知，这起维权案的复杂度远超普通民事纠纷：跨行政区划导致协调成本高；“口传心授”的非遗技艺缺乏书面记载，独创性难以举证；权利人不懂固定电子证据，侵权商品包装已被揉得不成样子。

“非遗保护不能只靠情怀，必须用法律为其筑牢铠甲。这不是几张剪纸，是老艺人用一生坚守的艺术信仰！”

2024年9月27日，案情分析会上，贺小丽播放的视频让在场者热泪盈眶：安塞腰鼓震天作响，七旬老人李秀芳跪坐在土炕上，指尖翻飞间，陕北汉子的豪迈与黄土高原的厚重跃然纸上。这份感动，化作办案团队跨越时空“文化寻证”的坚定信念。

随后，在陕西省检察院统一部署下，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迅速组建专项办案团队，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证”就此展开。

办案团队首先扎进安塞文化馆的尘封档案库，在堆积如山的报刊、资料中，终于找到了1993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泛黄的版面上，《安塞腰鼓》剪纸的刊载记录清晰可辨，成为证明作品原创性的关键“铁证”。随后，团队又驱车奔赴李秀芳生前居住的窑洞，在斑驳的炕柜里翻出百余幅手稿和褪色奖状——最早的纸张脆得稍一触碰就可能破损，而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比侵权公司成立足足早了20多年。

为了形成完整证据链，三级检察院联动发力，带着这些“活化石”般的证据奔赴西安，在秦创原知识产权检察保护中心借助区块链技术，固定了侵权商品线上线下100多条销售记录，让侵权轨迹无可辩驳。针对非遗作品举证难的痛点，办案团队创新采用“双轨取证法”：一方面邀请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文化遗产领域专家，从画面内容、图形布局、色彩搭配、结构特征四个维度，对《安塞腰鼓》剪纸的独创性及其与侵权商品的“实质性相似”进行专业论证，最终得出“侵权作品与原作品高度复刻”的专家意见；另一方面联合文旅部门溯源侵权商品流向，走访10余家经销商、调取数十份交易记录，完整还原了“设计抄袭—批量生产—多地销售”的侵权链条。 

2024年12月，调解室里弥漫着紧张气息。侵权公司代表抛出“非遗应该共享”“安塞腰鼓是公共文化资源”的辩解。

贺小丽指着侵权丝巾反问：“如果贵公司设计师的心血被无端抄袭，还能坦然接受‘文化共享’吗？”她进一步释法明理：“非遗共享的是文化魅力与精神价值，而非无偿侵占创作者的智力成果。只有保护好非遗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才能让更多人愿意投身传承，让老手艺真正活下来、传下去。”

同时，她又轻声安抚高海宁：“咱们既要守住老手艺的根，也要给创新留条路，让非遗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经过三轮拉锯调解，2025年1月15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侵权公司支付10万元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并在所有相关商品上显著标注“源自李秀芳剪纸艺术”。

如今走进安塞剪纸省级非遗工坊，新气象扑面而来：李秀芳的徒弟们已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每一件新创作的作品都附带版权证书；安塞区检察院与莲湖区检察院会签的17项协作机制，涵盖证据固定、跨域协调、专家智库、快速响应等关键环节，为跨区域非遗维权打通了“快车道”，让更多手艺人吃下“定心丸”。数据显示，该案办结后，安塞区非遗作品版权登记量同比增长37%，越来越多的手艺人开始主动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创作成果。

“守护非遗，从来不是将其锁进保险柜，而是用法治之光照亮传承之路。”陕西省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负责人说，在这起全省跨区域支持起诉非遗维权案中，三级检察机关联动调取12组关键证据，用专业打破地域壁垒，以创新破解举证困局，既守住了老艺人的匠心尊严，也厘清了非遗“共享”与“侵权”的法律边界。（记者 高虎 通讯员 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