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午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南枝村的巷道里，几位老人蹲坐在自家门口抽着烟。突然，村子西头传来王家兄弟俩激烈的争吵声，墙头上的麻雀都被惊得四散飞逃。

“这半米地就是我家的，当年分家时爹亲口说的。”弟弟王建强脖子上青筋暴起，手里的镢头往地上一顿，震起细小的土粒。哥哥王建国也不甘示弱，手里攥着褪色的老地契，脸憋得通红反驳：“地契上写得明明白白，你凭啥往我这边挪界桩？”

歪了的老槐树

争吵声愈来愈激烈，眼看就要动起手来。邻居们围在一旁，有劝的、有拉的、有叹气的，乱作一团。有人掏出手机拨通了狄寨派出所的电话：“刘警官，快来看看吧，王家兄弟快打起来了。”

半小时后，一辆警车停在村口老槐树下。民警刘钰飞推开车门，浅蓝色警服被汗水浸湿粘在后背，裤脚上沾满泥点，手拿笔记本。“都消消气，一家人，有啥不能好好说？”他一边拨开人群，一边伸手按住两人的胳膊。

王建国见民警来了，嗓门更高了：“刘警官您评评理，这宅基地是我爸留下的，当年分家的时候就说了，以那棵老槐树为界，他现在非要往我这边挪半米，这不是欺负人吗？”王建强梗着脖子反驳：“我盖厢房时请人量过，老槐树早就偏了，凭啥按歪树算？”

刘钰飞没急着表态，蹲在地上翻看王建国手里的地契。纸页泛黄发脆，边缘卷着毛边，上面的钢笔字迹已经洇开，只能勉强辨认出“1986年”“东西宽三丈”等字样。“咱先实地量一量，再找村里老人问问当年的情况。”说着，他从警车里拿出卷尺。

墙上贴着的奖状

刘钰飞和辅警拿着卷尺在宅基地上来回走动测量。王建国跟着指认：“这里是老墙根，当年就到这儿。”王建强却在一旁撇嘴：“那墙都塌了十几年了，谁还记得清？”刘钰飞没理会两人的争执，仔细记下几个关键点位的尺寸，又在本子上画了简易草图。

“村里的老支书在家不？”刘钰飞问围观的邻居。有人指着不远处的瓦房说：“李叔在家呢，他当年跟着分的家。”刘钰飞当即拉着兄弟俩往老支书家走，路上特意绕到村头小卖部，买了两瓶冰镇汽水塞给两人：“喝点水，消消火气。”

老支书李茂根今年78岁，听说王家兄弟闹纠纷，叹了口气：“唉，当年分家时我在场，老槐树确实是界标，只是这几十年雨水冲刷，树根挪了位置，树身才歪了的。”他指着墙上挂的老照片，“你看这张全家福，1990年拍的，老槐树还直挺挺的呢。”

刘钰飞拿出刚才丈量的记录，话锋一转：“按地契上的尺寸，结合老支书说的情况，我算出来个中间数，比建国说的少20公分，比建强说的多30公分，这样双方都让一步，咋样？”

王建国立刻摇头：“凭啥让我让？”王建强也别过脸：“我盖房等着用呢，少一分都不行！”

刘钰飞见两人态度坚决，忽然想起什么：“我刚才路过你家院儿，看见建强家孩子在写作业，墙上贴着‘三好学生’奖状呢。建国你家孙子前两天还在村口跟我炫耀，说要考重点中学。你俩这天天吵，孩子听见了心里啥滋味？”

这话像块石头砸在两人心上，王建国的肩膀耷拉下来，王建强也抿紧了嘴唇。刘钰飞趁热打铁：“《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纠纷可以由乡级政府或者村委会调解，你们要是闹到法院，亲兄弟对簿公堂，赢了官司输了情分，划算吗？再说你们娘年纪大了，她能心安吗？”

一篮子西红柿

提到母亲，兄弟俩都沉默了。王建国吸了吸鼻子：“我不是非要争那半米地，就是气他说话冲，一点不念兄弟情分。”

王建强也瓮声瓮气地说：“我盖房也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怕地方不够……”

“这就对了，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就好了。”刘钰飞见两人态度松动，赶紧把他们拉回宅基地，“你们看，建强盖厢房确实需要宽点的地基，建国这边多出来的20公分，其实是当年老墙根的余留地，也不是非要不可。不如这样，以我刚才量的中间线为界，建强给你哥补2000块钱，算是占用预留地的补偿，咋样？”

刘钰飞见两人眼角微微弯了弯，赶紧从警车里拿出调解协议书：“那咱就按刚才说的办，立个字据，亲兄弟明算账，也免得以后再闹矛盾。”他念着协议条款，特意加重了“兄弟互助”“共同赡养母亲”等内容，兄弟俩听着频频点头，最后在落款处按下红手印。

夕阳西下。刘钰飞收拾东西准备返程时，王家母亲拎着一篮刚摘的西红柿追了出来：“刘警官，尝尝咱自家园子的菜，谢谢你啊，不然这兄弟情分真要断了。”老人说着，眼圈红了。

回到派出所，刘钰飞整理着当天的调解档案，桌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被翻得卷了边儿，墙上锦旗“为民解忧”四个金字，在灯光下泛着暖光。（记者 姜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