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菲

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这在《唐律疏议》这一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上得以鲜明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华法系新阶段的表现形式，法治建设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法系的历史地位。中华法系能延续千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化铸就的天下一统、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以及由此造就的崇德、尚善、和谐的理念，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内在传统，坚忍不拔、汇通创造的民族特质，对内有效地将儒家思想凝聚固化为法律制度，构建起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对外传播了“和而不同”的儒家价值理念。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一起构成世界五大法系。

中华法系的治理理念。中华法系的价值核心。民本思想与民本理念作为中华法文化的精髓之一，充满史鉴价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成为中华法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古代，将以人为本化为法治实践，推崇的“重人伦、尚德性；重教化、轻刑责”的法治观念，体现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就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援法断罪、免死承祀等法治探索和实践。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的显著标志。“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自《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人们的道德面貌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有着更根本的作用。天下无讼是中华法系的目标取向。相对于西方法律强调事后惩戒而言，中华法系更加注重法律的预防功能的发挥和诉讼的源头治理，涉及的面更广，起作用的周期也更长。当整个社会“预防为主”机制呈现出弥散性分布时，就构筑起一张有效的矛盾源头预防安全网，从而控制和消弭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从而降低诉讼案件的发生，减少和避免社会财富的不必要损失，从根本上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实践探索中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要立足新时代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法治思想具有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国家观、法治观、权力观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扎根传统、立足国情，从梳理、总结、抽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入手，从学习、借鉴、吸收世界先进法律文化中为我所用，是其所是、去其所非，从宏大的视野中整体把握现实的法治发展状况，将具体法治与整体法治有机结合起来，对法治道路进行深入探索，形成推动法治变革的知识力量和实践力量。要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的现实。以人为本是中华法系的价值追求，人民性是当代中国法治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西方法治的根本特征。深切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不论是古代“甘棠遗爱”“击鼓升堂”等传统，还是红色司法“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深化，多元解纷机制的完善，无不体现了中国法治一脉相承的为民情怀。就当下司法而言，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长，在司法功能上，更加关切涉诉民生利益的维护；在司法公正上，更加关注实体公正的彰显；在司法效果上，更加关切案结事了的实现；在司法过程上，更加关切司法的公开、民主和便民；在司法公信上，更加关切司法廉洁和司法作风。如果法治片面强调司法的绝对被动和绝对中立，而忽视了社情民意、人民的感受、情理的平衡，以及良法的功用、德治的作用、效果的综合考量，不去能动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司法也就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司法也就会失去公信和权威。要营造法治人文环境新文化。要建立起一套既与中华法系相汇通，又能阐述说明中华法系向现代化转化，还能与世界法治相融通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氛围，要在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进行积极探索，在传承转化好中华法系中已有的民本人贵、仁爱亲民、包容和谐等法治思想的同时，汇通世界各国优秀法治成果。要在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进程中，把握现代法治中国化的脉络定向。要从案源治理和诉源治理两个维度，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并从实践层面构建法律思维方式和人文环境以及价值评判机制，从根本上回答司法是什么以及如何司法的问题，也就是司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推动平安建设、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

（作者单位：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