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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 过年

张雪原绘

过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结。

年年过年,似乎是一样的;年年过年,其实也不大一样。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辛丑年的春节,不仅醒目地标注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中,也镌刻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坎上。

这个年,有泪水、有欢笑,有离别、有团聚,有纠结、有骄傲……这些复杂的情感随着鞭炮声、问候声、机器的轰鸣声,弥漫于陕北、陕南、关中的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们。

若干年后,蓦然回首,这些情景将成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铿锵前行中的一个历史横截面。

勋章

年,记录着岁月。

2月11日,大年三十,延安市安塞区。

一大早,老八路曹凯穿好他那件军绿色的上衣,仔细地把一个个勋章整整齐齐地戴上——抗日英雄、革命勇士、解放西北纪念……这些勋章不仅仅是奖励,更是岁月,是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有时,曹凯甚至觉得那些老战友的魂就在这些勋章上。

今年,是曹凯过的第93个年。

今天,他还要到山上展览馆去。

镜子里,他把自己那顶有红星的帽子戴端正,挺了挺已经有些驼的背,出门了。

他的展览馆就在自家原来的窑洞,老邻居都已经搬走,只有自己的家孤零零地站在半山腰,窑顶上一面红旗迎着风呼啦啦地响。

山,并不高,冬日的暖阳照得红旗分外鲜艳。

曹凯身上的勋章随着他的脚步互相碰撞,寂静的山谷中,那声音特别清脆。

清脆得似乎能穿越所有的年。

1944年,16岁的曹凯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那年,他在靖边的军营中过年。靖边的雪下到半膝深,母亲给他带的一双布鞋早就穿破了底,每走一步,雪就会挤进鞋里,脚先是疼,走着走着就没感觉了。大年三十那天,连长悄悄把他拉到一边,塞给他一双鞋。“穿上,你嫂子做的。我都没舍得穿,让你个猴崽子先穿了。”那双鞋他穿到烂也没舍得扔。

1946年,陕北的年特别热闹,因为抗日战争胜利了。曹凯记得那年初一一大早,人们就涌上街头闹秧歌、打腰鼓,还有人在街上散油果,说是请大家吃“胜利的果实”。那是他头一次吃油炸的面食,真香啊!他想:“以后过年都能吃上这个就太美了。”

1947年的春节,大家都过得心事重重,国民党要进攻延安的消息让那个年变得沉闷。连长对他说:“小曹,今年咱们连里也要贴春联,你给咱们写。”“写啥?”“保卫延安!”

田熠辉绘

1950年,他和自己新过门的婆姨寇永兰在老家安塞过了他记忆中最有滋味的年。

代替过世父母照顾着一大家子的大嫂早早就把炕烧暖,二姐剪的窗花上没有福娃娃,却有大大的4个字——共产党好!

大年三十晚上,大嫂做了一小碗炖羊肉,准备做烩菜。十几口人吃饭的大锅,大嫂先倒了半碗羊肉下去,想了想,又把一整碗都下到锅里。 那羊肉烩菜真香,曹凯吃得满头是汗。

吃完一大碗,曹凯站起身,还想再盛一碗,却看见大嫂一口也不吃,只是坐在他旁边笑着。“嫂子,你咋不吃呢?”“我不爱吃羊肉。”嫂子说。曹凯心里咯噔一下,再也吃不下了。这羊肉,大嫂舍不得吃,而那些牺牲的战友再也吃不上了。那天以后,他不怎么吃羊肉了。

2019年,延安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那年“七一”,他让三儿子买了一整只羊,满满地炖了一锅。可是他只剩下两颗牙了,再也咬不动羊肉,只能喝上一碗汤。

勋章,在胸前叮当响着,曹凯走到了展览馆。

这个展览馆是2016年建成的,安塞相关部门还给挂了“曹凯延安精神教育基地”的牌子。

然而,当初建这个展览馆并不容易。2014年,曹凯召集全家开了3次会,内容只有一个,要把自家的小院改成一个延安精神展览馆。

“这些年国家给我们这些老八路待遇好,我又不怎么花钱,攒了有60万元,你们一人再拿10万元,我看应该够了。”曹凯说。

作为全国“最美家庭”的成员,曹凯的儿女们觉得孝顺就是要让老人高兴。父亲建展览馆的想法已经有很多年了。从1991年离休开始,父亲的脚步从没有停下来。他走访各地搜集整理资料,经常通宵写各种理论文章、革命故事、回忆录。多年下来,他写了300多万字,给近百万人作了3000多场次宣讲报告。

建!这展览馆装下的不仅是红色的岁月,更是老父亲的心愿和对党的忠诚。

兄弟几个特意在展览馆建成那天陪着老父亲,看着工人在窑顶装上“延安精神永放光芒”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父子几人眼睛湿润了。

那天,曹凯笑得特别开心。他在展览馆里转了又转,摸着老战友的照片说:“老哥哥们,我为了讲你们的故事,走了差不多一万五千公里了,今天展览馆也建成了,你们老笑我没走过长征,这回我补上了。”

那天起,曹凯每天都要去山上的展览馆。有人的时候他是讲解员,没人的时候他就把展板上的灰尘掸一掸,然后和照片上的老战友聊聊天。

每年大年三十,曹凯都要穿上他军绿色的上衣来展览馆看看老战友。今年,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他还特意戴上了勋章。

70多年来,他在过年时总会做两件事,一件是给死去的战友敬支烟,一件是与活着的战友联系。

今年,他的电话本里只剩下5位战友了。

昨天晚上,他打了电话,可是第一个电话就没有打通,他默默地在名字下画了一条黑线。好在其他人的电话都通了,只是多数人已经说不清话,他在电话这头大声喊:“过年好!”电话那头含含糊糊的应答让他很欣慰。

在曹凯心里,“老战友”包括他自己都已走出时空和生死的束缚,而他们的希望都在那些活蹦乱跳的娃娃们身上。

他记得去年年前,安塞第一小学的娃娃们还来他这里参观。那天,他给孩子们唱了“正月里是新年……”

当他唱到“陕北全红啦”时,娃娃们也跟着他喊起来:“全红啦!全红啦!”

那一刻他仿佛又听到新中国成立时安塞的腰鼓。县城整条街的人们都打起腰鼓,那震天的鼓声敲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忙完展览馆的事,曹凯一步一步下山了。街上的人多起来,看到他一身勋章,很多人就围上来。

“爷爷,你为啥戴这么多牌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眨巴着眼睛望着他身上闪闪的勋章。

“娃娃,我是老八路!”

“啥是老八路?”

曹凯笑笑,摸摸孩子的头。回头看看半山上的展览馆,他越发觉得自己建这个展览馆是有意义的……

蓝天下,“延安精神永放光芒”8个大字闪耀着金光,那光仿佛能穿越时空。

张雪原绘

相册

年,承载着幸福。

过年,哭是忌讳的事。

可黄松的母亲哭了,而且还在大年三十晚上。

母亲红着的眼眶像烙铁,烫得人心疼,让33岁的黄松失眠了一整夜。

黄松之前是平利县老县镇东河村的贫困户,如今已脱贫,成了锦屏社区的新居民。

萝卜炖腊肉、木耳炒土鸡、焖笋子……十几样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几口热酒下肚,父亲的脸泛起红光,穿着枣红色新棉衣的母亲看着电视机前欢呼雀跃的孙子,抿着嘴笑。妻子汪敏一双眼弯成月牙,举起酒杯说:“咱得干一杯!自从搬进社区,日子幸福得像做梦一样!”

是梦吗?

不是,有证据呢!

黄松回屋,去拿东河村第一书记屈晓鹏送给他们的脱贫相册。

相册的第一页,是山,是裂着缝的土坯房;翻一页,是满脸愁容的汪敏和皱着眉头的屈晓鹏;再翻,是漂亮整洁的新社区;再往后,是在新家里过生日的孩子,夫妻的合影……山里人多年来的悲欢离合,都沉淀在一张张照片里。

就在这时,黄松发现,母亲哭了。

一家人不再说话,盯着电视机看春晚。汪敏拿出白天准备好的面皮和馅料包起饺子,母亲起身洗了手,也跟着忙活起来……

初一上午,屈晓鹏来了。

黄松和屈晓鹏的相识,因为一通电话。

“在山里是熬不出好日子的,得搬啊!你在外面见过世面,劝劝你老婆。”

2017年春天,走了15公里山路,歇了好几回后,屈晓鹏在山坳里的土坯房前见到了黄松的家人。

“不搬!”在两亩稀疏的稻田前,汪敏低着头挡着身后怯生生的孩子,黄松的父母更是不吭声。

满眼都是山,遍地皆是石。门前那条像绳子一般缠绕在山上的路,拴住了山里人。

拿出包里的文件,又翻出手机里社区的照片,屈晓鹏急得满头大汗。

说了大半天,汪敏仍旧把头偏向一边,盯着重重远山不松口。

汪敏有她的担忧:没了地,一家人吃什么?住到山下,喝口水都要钱,挣多少才够?山里人真能变成城里人?政策真有那么好?

“老房子拆了,有补贴的。”

“搬下去,地不会荒,种上茶叶,给咱分红呢!”

“社区有工厂,就在楼下,出门就能上班。”

“放心,搬出去的都说好。”

……

一周一次家访,一天好几遍电话,屈晓鹏把一家人所有的问题都记在本子上,从政策里找答案,用真心换安心。

人心不是石头做的。搬!

2017年国庆节,黄松一家只掏了1万元,就搬进了山下100多平方米舒适又洋气的新房子里。社区里有小学,有医院,有货物齐全的超市,有宽敞气派的广场。原来,屈晓鹏说的都是真的。

11个村,1346户,4173名贫困群众,陆续从裂了缝的土坯房里,从种不出粮食的石头田里,从几代人都撕不破的贫困里,沿着一条条细细的山路搬进锦屏社区,搬进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好生活里。

贫困,绝不是宿命。

那山,再堵不住眼前的好光景了。

老家的地统一流转种上了茶叶,每年有2000多元的分红;老房子拆迁,政府补贴6万元;母亲的慢性病医疗政策得到了落实;儿子在社区小学上学每学期还有325元的生活补助……2017年底,黄松家脱贫了。

“真好啊!”

“没想到!”

目光碰到一起,两个男人都笑了。

七碟子八碗,一家人把屈晓鹏拥上桌。

“你说,中国这么大,总书记能来平利县,还去了咱社区汪显平家,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喜事啊!”屈晓鹏的话让气氛热烈起来。

“可不是嘛!”黄松一巴掌拍在大腿上。

2020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锦屏社区。当天,在江苏常州打工的黄松突然激动地蹦起来。“总书记!总书记去我老家了!”“快看,我家就在这栋楼后面,不到100米。”“毛绒玩具厂,我老婆就在这儿上班,她肯定见到总书记了!”……在工友们羡慕的眼神里,黄松却懊恼起来:“我怎么就没回去呢!”

这个遗憾,藏在黄松心里大半年——“我要沿着总书记走过的路好好看看,还要去汪显平家里,坐坐总书记坐过的沙发。”

送走屈晓鹏,黄松望着窗外愣起神来。

“出去转转吧!”汪敏懂得丈夫的心思,去拿外套。

“总书记就是在这儿下的车。”整齐的楼房,干净的道路,一排排路灯和喜气洋洋的行人,一家人走上社区那座石桥……

大年初三。

一大早就不见人影的黄松,突然捧着一束百合花出现在门口,汪敏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花这冤枉钱干啥,不是腊月里买了羽绒服了嘛。”言语里的嗔怪盖不住眼里的喜悦和激动。

那件羽绒服,也是花了“冤枉钱”的 ——黄松领着汪敏专门跑去安康,转了好多家店,花了将近1000元,但买回来后就一直挂在衣柜里舍不得穿。

“还不如给爹妈买点吃的呢!”汪敏把散落的碎发别到耳后,笑了。

这一笑,让黄松想起了10年前。

汪敏也是这样笑着,从一座山上走下来,坐到黄松的自行车后座上,跟他上了另一座山。

2011年,汪敏的肚子和田里的稻谷一起鼓起来。

汪敏临产的那晚,在母亲打出的那束手电光里,黄松搀着妻子走了15公里的山路赶到医院。

孩子刚满40天,黄松就瞒着家里人,去内蒙古的煤矿下井干活,只为了一个月能多挣几百元。过年回家时,孩子都能满炕爬了。

2014年,井下作业出意外,黄松的一根手指粉碎性骨折。他只敢给妻子说,汪敏哭着让他回家,电话那头的孩子叫着“爸爸”……

黄松不敢再想。

望着身旁已不再年轻的妻子,黄松真想揽一揽她瘦削的肩膀,最终却将一只手抬起来,又握紧,极不自然地撑在汪敏身后。

“我今天出门,看到汪鑫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就是不一样。”母亲说。

“念了书就是好。”刚脱口而出,黄松就后悔了。

母亲低下头,轻声说:“你说,当时要不是你把那500元留给我看病,是不是也能上个研究生?”

一瞬间,黄松似乎明白了,母亲的眼泪,不仅因为那本相册,更因为她对孩子最深的愧疚。其实,对家人,黄松的愧疚一点也不比母亲少。他多想在父母跟前尽尽孝;他多想留出时间陪陪妻子;他多想亲自送儿子去上学,哪怕只有一回……

“我现在挺好的,政府让我学会了按摩的手艺,你孙子也争气。”黄松说。

母亲回头,看到墙上孙子的一排排奖状,露出笑意——熬过了苦,后面都是甜。

窗外,阳光如瀑,青山似黛。

“真好看!”黄松被自己的话惊了一下,曾经恼人的大山,如今看着分外亲切。

“咱相册里不是还缺张全家福嘛,要不,去山上拍吧。”汪敏提议。

“就去山上,那可是咱的金山银山咧!”沉默的父亲突然蹦出一句话,大踏步向门外走去。

礼物

年,孕育着希望。

大年三十,李宁早早起床。夜色浓浓的,不远处的工地上,灯火通明。

李宁住在“西安全运酒店·综合体项目”工地的一间工房里。附近,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工地里,还有无数和他一样早起的农民工。

今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陕西举行,这是全运会首次走进我国中西部地区。

李宁迅速跑下楼,冲脸,吃饭,跑向工地。这个过程必须在十几分钟内完成。为了多睡一会儿,他得尽量压缩“闲余”时间。6点半前,他得赶到工地,进行安全交底和技术交底。

十四运会场馆及配套工程建设工期很紧,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倡议就地过年,今年春节,数万名农民工留守西安加班加点。

大楼已经“长”到23层。太阳升起来,亮亮的暖暖的,李宁感觉自己离太阳更近一些。

绑扎丝、拧扎丝,李宁的手上密布着被钢筋划出的伤痕。偶尔抬起头,他能从密密麻麻的钢筋架和脚手架间看到高远的蓝天,和蓝天下拔地而起的十四运会场馆群。看到这些,他有些激动,有些自豪。

往年大年三十,李宁必定是待在老家的院子里,陪着媳妇和孩子。在外务工,每天晚上,李宁都要和媳妇、孩子视频通话。他有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3岁。每次看到孩子,李宁就忘了疲惫,满脸的笑意。“爸爸,你啥时候回来?”“很快,我忙完这一阵就回来。”每次通话,都是以这样的对话结束。挂了电话,李宁有时笑着笑着就哭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很快”到底有多快,“这一阵”忙完后会不会紧跟着有“下一阵”。

李宁家在咸阳市永寿县监军街道办下辖的一个村子,那是关中平原极为普通的一个村子,村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务工。

关中人把过年看得很重。一到年底,李宁就掰着手指头计算放假的日子。在他心里,过年就是走亲访友,带着孩子一起放鞭炮、逛县城、看社火、猜灯谜。

只有过年那半个月左右的假期,李宁才能心安理得地放下一切工作。他从来不怕累,就怕闲着。“累点没啥,证明有钱挣。闲了就麻烦了,没钱了,拿啥给家里。”他经常用这句话安慰媳妇。但到了过年,他宁肯不挣钱,也要待在家里。

回家,是给家人最好的过年礼物。李宁早早就办妥了年货,等着放假。没多久,他在手机上看到政府部门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心里就纠结起来:“到底回不回呢?工地停工不?”没过多久,公司下发通知,过年不停工,鼓励大家留岗工作,对留岗者发放岗位津贴。

琢磨了老半天,李宁给媳妇打电话:“今年要不我就待在工地,就当为疫情防控作贡献。这个工程也重要,拖不得。”本想着媳妇会反对,没想到她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就在工地待着,不要太累。最近村干部也让大家通知家属,能不回来就不要回来。”

李宁觉得自己参建的这个工程很重要,到底多重要,他也不十分清楚。“政府很重视,咱就埋头干,错不了。”

回不去了,李宁把买的年货快递到家里。

大年三十中午,工地的空地上撑起20多张大桌子,摆满了饭菜,还有白酒、啤酒。公司从来不允许在工地喝酒,这天却例外了。公司领导赶到现场,给大家拜年。瞅着丰盛的饭菜,李宁准备美美地吃喝一顿。他拿起酒杯,送到嘴边却突然停下。停下,是因为他听到领导的一句话——今天停工半天,让大家休息,离家近的可以回家。

回家?回家!

一瞬间,李宁觉得满桌的酒菜没有了吸引力。他拿起手机,又放下。“算了,还是先别给媳妇说,回去给她个惊喜。”

急匆匆吃了点饭,李宁冲回宿舍,脱下工服和布鞋,套上夹克衫,蹬上运动鞋。每次回家前,他都要换身干净鲜亮的衣服。在工地,他一年四季都是绿工服、黑布鞋。工服是公司发的,布鞋是他在网上买的,9块9包邮。不仅便宜,鞋底还不容易被钉子扎透。

公司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新年大礼包,里面装着瓜子、花生、糖果等。带着礼包,李宁开着车迫不及待地出发。

高速公路上车很多,李宁一直提不起车速。他随手打开收音机。“1个多月来,美国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超10万例……”听着新闻,李宁心情有些沉重,继而又感到幸运。“幸亏国内疫情控制得好,我还可以回家。”挺了挺身子,他想,要继续好好工作,项目建好了,也是自己给祖国的一份礼物。

大约两个小时后,李宁到家了。进了村子,车速更低,道路两边停放着不少汽车,一不小心就可能蹭上。小轿车,已经成为村里许多家庭的标配。

媳妇和孩子正在看电视,大女儿回过头愣了一下,喊了声“爸爸”就跑了过来,抱着李宁。紧跟着小女儿也跑了过来。媳妇站起来,看着父女3个抱在一起笑,她也笑。

“走得急,没有特别买礼物。”李宁说。

两个孩子围着李宁蹦蹦跳跳:“我们不要礼物,我们要爸爸。”

“你不是不回来吗?饿了吧?”媳妇转身进了厨房。

当电视里新年的钟声响起,李宁带着孩子们到门外放鞭炮,足足5000响,噼里啪啦响了好久,红色的纸屑飞舞着,散落一地。孩子们在缭绕的烟雾中蹦着跳着踩纸屑。村民们燃放的烟花,把天空照亮了,把村子也照亮了。

大年初一,天蒙蒙亮,伴着村子里响亮的鞭炮声,李宁和媳妇一起和面包饺子。7点孩子起床时,热气腾腾的饺子已端上桌。

7点半,李宁上了车。两个孩子坐在后排座上,低着头不说话。“爸爸带你们在村里转转?”李宁说。他开着车,在村里转了一圈。孩子们还是不说话。李宁又开车在村子里转了3圈后,媳妇走过来拉开后车门说:“爸爸要上班去了,给爸爸说再见。”孩子们下了车,还是低着头,不说话。

车驶向村口,李宁从后视镜里看到孩子们抬起头,眼巴巴看着。他没有回头,提前一个转弯,驶离了孩子们的视线。他怕媳妇和孩子们看到他眼里的泪水。

当车驶上高速公路,太阳升起,灿烂的阳光洒满了大地。

“过年好!”

李宁似乎在对自己说,又似乎不是。他踩下油门,向着太阳的方向疾驰。

“过年好!”

穿越时空的距离、跨越疫情的考验,这句问候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不再只是一句祝福,而是生活的慰藉,是岁月的约定。

“过年好!”

人们问候身边的亲人,也问候远方的知己;问候幸福,也问候苦难;问候过往,也问候未来!(沙莎 李蕊 张斌峰 陶玉琼)

 


(编辑: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