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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童年

刘全军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深山村里度过的。那个村叫什么,那个山和沟叫什么,至今我也叫不出名称。记忆里,除了门前那棵碗口粗却不见结果的梨树和一片密密麻麻的茨竹,便是在雪天里大摇大摆旁若无人从院坝遛过的大灰狼,还有一群哇哇乱叫的乌鸦和专叼鸡的毛狗。

6岁时,我与院子里的小伙伴满院坝嬉闹,有时也跟着领头“大哥”往屋后的山坡上玩耍。每次从山坡上回来,婆婆便不由分说抄起那根专门对付我的竹刷条子,狠命地抽我的腿,边抽边厉声问:“叫你往坡上去玩!以后还敢不敢去?以后再去叫狼叼了你!”我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只知道竹刷条子抽在腿上钻心地痛,只知道一个劲地求饶,哭声传遍院子。紧接着,院子里其他的伙伴也跟着我受牵连,各家责打声和哭喊声响成一片。

我家原本是城里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下放到了农村,父母在城里工作,只有婆婆带着我去了山村。院子里住着五户人家,都是地道的贫农,大家和睦相处,没有把我家当外人看待。潜意识里,他们是山,我们是水,山移动不了,水却是要流走的。他们认为我家迟早是要搬走的,所以他们不想跟我家有啥瓜葛,尤其是小孩子在一起更容易惹是生非。但小孩子不管那么多,我们照旧在一起玩,时间一长,大人们也就不管了。

婆婆担心我成天野跑,会被狼吃掉,便要送我到学校,说请老师给我“穿牛鼻子”。小牛还没长大的时候,就要在鼻子上穿一根溜光的小木棍或者是铁环,一生就得让人牵着鼻子走。一想到院里那头穿了鼻子的黄牛被大人喝东吆西埋头犁地的可怜劲儿,我便哇一声哭了。婆婆把我拥入怀里,哄着说:“不到学校识字学文化,长大了就是个瓜娃。”我一听就笑了,我不想当瓜娃,我们院子里就有个瓜娃,一天到晚就知道傻笑。

第二天,我穿了一身干净衣服,跟着婆婆去学校。学校就在对面坡上,拐一个弯就到了。学校其实就是一间土屋,土屋背后是一片树林,前面是一块平地,平地下面是梯田。

在我的记忆里,梯田里从来都没长出稻谷,我天真地认为,我们一年四季吃不上大米饭,全都是梯田不长稻谷造成的,所以我们这群学生经常会把石块往田里扔。

紧挨着土屋墙边有一棵核桃树,光秃秃的,婆婆把我领到树下,指着树枝上吊着的半截锄头说:“这是铃子,以后听到老师敲铃子就快进教室。”锄头虽然只有半截,敲出的声音却很响亮。只要听见铃声急促响起,学生便一窝蜂涌进教室,树上的麻雀便四处乱飞。

教室原是生产队的保管室,裂了缝的墙上开了一扇小破窗,教室里阴暗暗的,所以只有等到九点以后才能开课。课桌凳子用一尺来宽的木板连成排,老师只有一个,姓杨,40来岁,满脸麻子。那天,他掰开我的嘴像是看牲口似的看了我的牙,摇摇头说:“太小了。”婆婆便苦苦央求,并叫我磕头,杨老师才勉强答应让我上学。

我上学了,不再是野孩子了。每逢院子里大人问我“你上几年级了”,我便昂头硬铮铮地回答:“一年级!”到了冬天,婆婆怕我在学校里受冻,找了一个铁皮罐头盒,打上几个眼,套一个手提环,便是我的火炉了。每天早上吃罢饭,婆婆便点燃炉子,往书包里塞些干柴,再三叮嘱我在路上不要熄火。我知道婆婆的本意,狼怕火,手里挥舞着火炉便可唬住狼,只是婆婆怕我胆怯没明说。班上有十来个学生,一年级和二年级在一起,大家都带着炉子,上课时满屋烟尘,杨老师不时走下讲台,在炉子上暖暖手。那时只有老师才有书,他先将课文内容写在黑板上,待学生抄写完毕,才扯起嗓子念,不讲普通话,用方言反复念,直到我们能背诵为止。然后老师给二年级学生上课。就这样,一个学期下来,我连一个生字都不会写,却能口若悬河背诵许多课文。第二学期开学前,我和婆婆要迁回县城,离开那天早上,我哭闹着不走,嚷着要继续上学,因为开学后我就是二年级的学生了。婆婆说:“到了城里,你还是上二年级。”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懵懂的我进入知天命之年。人生半百,感慨万千。如今,我的儿子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他没有体验过像他父亲那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岁月,他接受了国家正规教育。这些年,我的家乡紫阳县,通过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评估验收,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城乡学生共享教育发展红利。

岁月如歌,流转经年,童年,珍藏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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